民主与负债（一）：掉入债务陷阱的西方国家
明镜：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水平是如此的高，以至于人民发现，在经济政策上，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比他们还大。为什么民主国家会在资金管理上落得如此痛苦的境地呢？这场令人感到困惑的欧债危机已经持续超过5年时间了，其实，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是谁令全世界陷入麻烦之中”。寻找答案持续的时间越久，由这些答案引起的问题就会变得越令人不安。可能并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危机，而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这场危机看起来变得没有尽头，人们在等待黎明的曙光前已经变得绝望了？可能我们正在等待符合我们世界观的世界再次出现，但更聪明的方法应该是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去迎合这个世界？可能金融市场永远都不会再次成为市场的仆人？可能西方发达国家不再能够摆脱债务的深渊，因为民主制度不能有效的管理公共资金？
以金融危机为主题的最浪漫的好莱坞电影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也不是《利益风暴(Margin Call)》，而是1995年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龙威3》。在电影中，东德情报机构Stasi的一位官员从纽约联储的地下室中偷窃了西方国家的黄金储备，并计划把它们沉到哈德逊河河里。布鲁斯·威利斯成功阻止了敌人的阴谋，拯救了那55万条金条。这些金条在上世纪70年代前，是维持市场对西方国家货币信心的主要基础。
凭空印钱
直到1971年，黄金仍然是美元的基准货币，当时一盎司的黄金能兑换35美元，而且所有西方国家货币兑换黄金的价格都是固定的。然而，因为陷入了越南战争，美国政府开始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了，同时，由于全球经济飞速增长，使用黄金作为基准货币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束缚条件，最终，西方国家放弃了固定汇率体系。就这样，全球经济进入了新阶段，进而出现了两个经济变化：金融市场从有限的货币供应中得到解脱，这大体上应该是有利的变化；国家从有限的贸易收入中得到解脱，这大体上是不利的变化。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金钱的泡沫不断膨胀，因为央行有能力凭空印钱，银行有能力提供看起来像是无限的信贷，消费者和政府部门有能力毫无限制地负债。
这样不断发展，最终，这个历史上最大的信贷泡沫开始破裂了：首先是美国，因为银行把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捆绑成毫无价值的证券出售，房子是这些美国人借钱买来的唯一资产；接着蔓延到全世界，因为银行把这些毫无价值的证券以蒙骗的方式出售给全球的投资者；最终，当这些银行开始变得摇摇欲坠，负债累累的国家不得不把私营部门的债务转移到公共部门，直到有些国家的政府也因负债变得摇摇欲坠，只能依靠高息向银行借钱勉强维持运作。
这个时候，让世界逃离这个债务迷宫的唯一方法是：再次增加数万亿的债务。
这些和布鲁斯·威利斯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有什么关系呢？威利斯拯救了世界的黄金——旧世界对财富的美好幻象；而施密特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德国财长的时候，开启了负债的引擎，在德国国内助长了“国家可以负债，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社会舆论。
施密特的前任Karl Schiller因为抗议政府举债超过40亿马克而辞职，他表示：“我不会支持一个令社会对政府产生‘杀鸡取卵（After us comes the deluge）’印象的政策。”
在接任的施密特任内，政府债务增加了100亿马克。因为凯恩斯的启发，德国政府相信经济刺激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前提是在经济景气时债务水平能下降。
在德国国内，这些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全球惯例”。施密特后来当选了德国总理，利用原油危机的契机，他通过经济刺激计划提高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82年施密特下台时，德国的财政支出比1970年的水平增加了两倍，规模相对于今天的1260亿欧元，同时政府总负债增加了四倍，高达3130亿欧元。今天，德国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2万亿欧元。
负债是人类的本性？
从今天的观点出发——抛开所有对欧洲的赞美之词，其实引入欧元也只不过是继续负债狂潮的一个鲁莽方法。欧元区国家利用单一货币体制下提供的有利的利率条件，不断地增加负债。
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人类的本性吗？这是浪费和愚蠢的做法，还是系统的漏洞？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利用财政来影响经济，存在两个不同的观点：凯恩斯建立的需求理论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负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这样会进一步刺激私营部门的需求，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换句话说，修建一条公路，给修路的工人发放工资。这些工人会交税，同时会利用他们工资购买家具，而后家具制造企业就能获得收入，不断递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另一个观点来自供应经济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是基于企业潜在的经营条件决定了经济增长水平的假设，而企业的投资活动取决于高盈利、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税负。根据这个理论，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权不断在支持供应经济学派政党（保守派、自由派、现在还包括一些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之间轮换，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当一些政党上台，他们会减少政府收入，而当在野党获胜上台，他们又会提高财政支出。其实双方都在不断拉高财政赤字。
当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加上公共债务，从1985年开始，这个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了一倍，而现在已经是GDP总额的三倍了。为了保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必须增加信贷融资的需求——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部门必须不断负债，不断推迟所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支付时间，直到未来未知的某一时刻。自然而然地，这种经济模式产生了不断让私营和公共部门增加负债的紧迫性。
政府把权力和创新的力量授予了市场，希望能收获增长和就业，因而金融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不断扩张。通过债务支持的政府财政也不断创造了这种权力的假象，直到市场通过利息夺回了权力。
利息支出是德国联邦支出的第三大支出项目，而且，1/3的德国市政当局已经无法自己承担自己的债务。在美国，联邦负债从4年前的10万亿美元飙升到今天的超过16万亿美元，而且越来越多的市政府走向破产。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市场已经间接影响了退休金、由财政支持的项目和公务员的工资。
国家不是一门生意，尽管有些政治家喜欢像对待雇员一样对待他们的选民。政策是一门在政治和经济上寻求平衡的艺术，不仅要说服国会和市民，经济政策将推动经济繁荣发展同时还符合共同的利益，还要说服市场和投资者，管理国家不能够像管理追寻盈利的企业一样。
经历了四年的金融危机，民主制度和市场的平衡已经被摧毁了。一方面，政府大规模干预，救助银行业，同时市场只会加剧了救助是否合法的根本问题，政府被民主制度所困扰。一般对政府的指责是，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了。在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个现象一般不会被证实。因为在这个阶段，负债累累的房主会被迫流浪街头，而过去依靠风险资产投机赚钱的银行，也只能依靠纳税人的救助勉强维持经营。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国家被迫大规模举债稳定金融市场以后，政府过度依赖金融市场的程度，已经导致市场和民主制度出现了公开的冲突：在雅典和马德里的街头，在德国的电视访谈节目，在欧盟峰会上，在大选的竞选活动中。民主制度的探照灯现在指向了金融市场——可能只是一张每天进行数以十亿次交易的网络。金融市场的每个抽动都会引起分析、恐慌、欢呼或指责，同时，政府的每个行动都会被以是否有利于市场来评价。
政府尝试保护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是增加了其对金融系统的依赖性，甚至可能导致政策被两个“主权”所影响：人民和债权人。债权人和投资者要求政府降低负债水平，同时维持经济增长；而希望找到工作，经济繁荣的人民却发现他们的政府越来越关注债权人的利益。街头的力量不是利益集团的对手。结果是，金融危机变成了一次民主制度的危机，在危机中的人民比其它所有危机中都有存在感。 本来就是一个死循环 社会化的大生产，解脱了大量的劳动力，造成了当前一小部分人养一大部分人的局面。要维持这种支付体系，就必须凭空产生巨大的信用，让那些吃白饭的人有钱去付给那些干活的人。而那些干活的人，又拿着手里的钱去购买各种债券（包括银行的存单），这种状况持续到，钱不能再印的时候（通货极度膨胀，油价太高），信用崩塌，债券贬值，那些辛苦的人，干活的人，白干了，当然不干了；而那些白领工资的吃白饭的人，也不干了，没钱领了，买不到东西了。
所有这些危机的根源还是在，政府不允许失业，失业会导致政治危机，而民主制度又不允许政府大幅度征税。
还是那句话，西方的根本运行制度是博弈的平衡，包括金融市场也是如此。 唉，怎么做都是错，景气——危机——景气本就是规律 ;回复 3# 老土走天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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