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丁资讯专贴（10月25）
美联储最恐惧的两张图尽管美国股市屡屡刷新历史新高，但美联储最怕的消息还是来了——他们正丧失“富人”的信心。一切都依赖QE和美国股市飙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但事实上针对富裕阶层的彭博舒适度指数(comfort index)已经崩跌，并维持在7个月低点。短期来看，富人的“信念”正在消退……
此外，整体经济指数也出现严重背离：
法兴：美联储并非没有可能下周扩大QE规模
上周调查显示华尔街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可能要推迟到明年3月才开始缩减QE，而法国兴业银行更进一步，甚至预测美联储下周的FOMC会议非但不会启动退出QE的第一步，还可能加码，扩大QE规模。法兴报告称
我们认为，FOMC在10月的会议上决定增加购买资产的可能性很低，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忽视的可能情境。
法兴预计：
· 如美联储今年不增加QE规模，10年期美国国债的最低收益率为2.4%。
· 如增加购买美国国债和或MBS，美国国债长端曲线就会回落至2%，波动性再次增加，股市、信用市场和新兴市场将得到支持。
法兴认为，美联储扩大QE规模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 市场会预测FOMC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非常悲观。
— 资产泡沫膨胀风险在多个市场都会增加。
— FOMC可能因为出乎市场预期的行动冲击市场再次面临信誉问题。
法兴指出，现在的问题可能就是，FOMC会不会在下次会议上选择扩大QE，或者说会不会在声明中暗示有考虑扩大QE的强烈意愿。
法兴认为，美联储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种过渡问题，就是重新插入下面这段今年7月的FOMC声明内容：
（FOMC）委员会准备增加或缩减购买的速度，以便随着劳动力市场或通胀前景变化保持适当的政策宽松。
对于美联储下周FOMC决议可能产生的市场影响，法兴认为，美国利率市场直到年底的表现可能因不同的决定差异很大。
法兴根据以下三种可能情境分别预测：
1、FOMC声明大致未变，承认当前经济疲弱可能是短期现象，称并非不会考虑今后六个月内缩减QE。
可能性：50%
市场影响：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限：整个11月低端会处于2.4%，如果数据开始改善，这类美债12月可能迎来抛售。
2、FOMC声明重申可能增加或缩减QE，更加担忧近来经济疲弱。
可能性：40%
市场影响：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限：整个11月低端会落在2.3%。
除非12月的FOMC声明和沟通内容开始重申，为改善基本面，明年第一季度美联储可能缩减QE，否则市场不可能抛售美国国债。
3、FOMC10月会议决定将本轮QE每月购买资产的规模增加100-200亿美元。
可能性：10%，法兴的经济学团队认为这种可能性更接近于0.0001%。
市场影响：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限：整个11月低端为2%。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会一直是牛市趋平的形态。
zerohedge评论称，美联储已经大量丧失信用，不管今年10月、12月还是明年3月或者6月缩减QE都无法弥补。
缩减QE拖得越久，信心就失去得越多。
法兴：韩元，新的避险货币？
法兴（Societe Generale）的Suktae Oh在最新的报告中探讨了韩元是否能成为新的避险货币问题。他在报告中写道：
如果大宗商品价格和美元韩元汇率继续保持相同的走势，那么我们认为韩元很可能成为新的避免货币。
今年8月开始，新兴市场中不少货币相继走向疲软，但韩元一直保持坚挺。这是韩元成为典型避险货币的另一个征兆。
那么对韩国经济有何影响？
Suktae Oh对此表示：
1. 我们对韩国的一个共识一一韩元一直着发挥经济增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全球经济恶化的时候，它走向疲软，以拉动出口来刺激增长。如果全球经济恶化时，如果韩元依旧坚定的话，那么以上的共识就不成立了。在后一种情况下，GDP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会更大，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状况变得更加不稳定。
2. 韩元不再发挥通胀“自动稳定器”作用。全球需求增长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如果韩元走向疲软，那么韩国的通胀水平将加快；反之，全球需求减少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如果韩元保持坚挺，那么韩国将面临低通胀甚至通缩的问题。
3. 货币政策将变得更重要一一无论上调还是下调，政策利率行动都将超过之前力度。
Suktae Oh认为目前为止下结论还有点早：
我们应该等待商品价格复苏，然后看韩元是否走弱，才能判断韩元是否能成为新的避险货币。
Suktae Oh另外表示赞同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关于“韩国是新的避险天堂”的观点。他提到：
韩国目前没有资产泡沫问题。未来三年内，韩国会是亚洲（日本除外）国家中极少数房产能增值的国家之一，而其他国家很可能需要对房价进行调控。
惠誉下调中国和全球GDP增长预期
惠誉评级在一份最新报告中下调了中国和全球GDP增速预期。惠誉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和全球货币环境收紧已经加剧了中国国内结构性缺陷，并增加了政策取舍难度。惠誉现预计，中国2014年增速将放缓至7.0%（此前预期为增长7.5%），低于2013年的7.5%。
惠誉称，来自卡特彼勒、霍尼韦尔等美国工业公司的最新财报，反映了一个缓慢增长的全球环境。其还称，欧元区经济体状况、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低消费需求均构成挑战，同时美国货币政策依旧是关注焦点。
惠誉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13年下半年和2014-2015年加速，主要发达经济体2013、2014和2015年将分别扩张0.9%、1.8%和2.1%。
但同时，惠誉仍下调了2013、2014年的全球增长预期。
惠誉将全球2013年GDP增速预期从2.4%下调至2.3%，2014年GDP增速预期从3.1%下调至2.9%，维持2015年GDP增速预期在3.2%不变。
惠誉称，全球经济增速的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数据不及预期，同时也受到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预期下调影响。
港交所李小加再发文：可以考虑给“某些”公司创始人“特殊权力”
香港？纽约？伦敦？在所有人都不知道阿里巴巴闹哪样时，香港证券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再次发文，回应由于阿里巴巴上市计划导致的股权结构的争论，称合伙人制是人治，而依出资比例定股权则是法治。然而，李小加又称可以考虑给“某些”公司创始人“特殊权力”，但不会对所有公司放水：
创始人必须是股东并持有一定股权，因为讨论的基础是股东的权利，要保证创始人与股东利益的整体和长期一致性；一旦创始人或创始团队手中的股份降到一定水平下，这一制度“例外”也应自动失效。
此外，还可以考虑施加最小市值或流通量等条件，以确保这些公司中有相当数量的成熟机构投资者来监督这些特殊权利不会被滥用。类似这样的限制方桉还可以有很多，但总而言之，不是所有公司、所有人都能享受特殊权利。
文章题为《梦谈之后 路在何方—股权结构八问八答》。
此前，阿里巴巴与港交所就上市问题谈判破裂，双方在股权问题上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李小加曾在9月25日发文称“我们需要作出最适合香港、最有利于香港的决定”。
10月24日，纳斯达克CEO Robert Greifeld称：
我们尊敬阿里巴巴，如果他们能够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很显然是我们的荣幸。
看下李小加发表的全文：
自上次我在博客中“梦谈”投资者保障以来，市场上出现了更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讨论，这是好事。不过，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回味梦中的声音，在现实中更需要勇于直面问题，共同担当起“答桉先生”的角色。今天，我想在此尝试回答市场热议的一些问题，分享一下我对于投资者保障与股权结构的看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以下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一问：关于股权结构与投资者保障的讨论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你为什么又旧事重提？
答：在前一阵子的激烈论战中，各方都畅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有一些朋友获得了精神胜利的愉悦，感觉很爽；也有一些朋友感到失望与惋惜。但问题是，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并不一定有认真倾听和分析对方的发言，也没有足够的努力在这么多不同的声音中寻求共识。
面对香港金融业究竟应该如何迎接新经济带来的历史机遇这一重大问题，我们仍没有答桉。在下一波新经济浪潮中，中国创新型公司将佔据相当大的比重。对于香港而言，丢掉一两家上市公司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丢掉整整一代创新型科技公司就是一件大事，而未经认真论证和谘询就错失了这一代新经济公司更是一大遗憾。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关乎香港的公众利益，并且已经迫在眉睫，不容逃避。这需要我们有承担、有勇气去进一步寻找答桉，否则，就白白浪费了一个为香港市场规划未来的重大机遇。因此，我决定在此率先说出我的拙见，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多有识之士对于这一问题理性和智慧的探讨，为香港找到一个最好的答桉。
二问：创新型公司与传统公司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们值得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机制上给予新的思考？
答：创新型公司与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取得成功的关键不是靠资本、资产或政策，而是靠创始人独特的梦想和远见。回顾这些创新型公司的成长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伟大的商业计划最初都起源于创始人一个伟大的梦想。苹果公司的成功起源于乔布斯发明一台改变世界的个人电脑的梦想，Facebook的成功源于扎克伯格希望以互联网改变人们交流方式的梦想，谷歌的成功源于佩奇和布林想要通过链接把整个互联网下载下来的梦想。这些创始人的伟大梦想和创意成就了创新型公司，也成为了它们最重要的核心资产。毫无疑问，对于这类公司而言，创始人应该比任何人更珍惜他们自己的“孩子”、更在意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也恰恰因此，众多投资者锺情于这样的公司。
创新型公司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创始人创业时都没什么钱，必须向天使投资人、创投、私募基金等融资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使得他们在公司中的股权不断被稀释；一旦公司上市，他们的股权将进一步下降、作为公司发展方向掌舵人的地位将面临威胁。在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甚至可能会被轻易地逐出董事会。
为了鼓励创新，为了保护这些创新型公司的核心与持久竞争力，国际领先的市场和很多机构投资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新的思考与平衡，他们认为给予创始人一定的空间与机会掌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也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问：给予创新型公司创始人一定的控制权与保护公共股东利益是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答：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下，它们并非不可调和。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创始人的控制权大小必须与市场的制衡和纠错机制相匹配，以减少创始人因错误决策或滥权对公司和其它股东带来的损失。伟大的创始人是可以创造出伟大的公司，但权力不受约束的创始人也可以让伟大的公司轰然倒下。因此，制衡与纠错机制必不可少，一个市场中制衡与纠错机制越强大，给创始人的控制权就可以越大，反之亦然。
四问：在维持现状与双层股权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答：对于这一问题，市场意见纷纭，提出的建议也很多，从最简单的坚持同股同权到最极端的双层股权都有。
最简单的可能是维持现状，不给予创始人对于公司控制权任何形式的特殊权力，但这不无代价。若要选择这个选项，香港可以保持传统公司治理机制的纯洁与简单，可以轻易佔领道德高地，但是也可能意味着香港主动放弃了一大批引领经济潮流的创新型公司，从而失去我们市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而与维持现状相对，另一个极端是允许上市公司发行附有不同投票权的双类或多类股票(即创始人所持股票的投票权高于普通公众股票的投票权)。这类制度在美国及欧洲很多海外市场运行多年，Facebook和谷歌等大型IT公司均採用这种多层股权结构上市。
不过，香港如果要引入这一制度恐怕将会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香港应向以披露为主的成熟市场大步进发，让市场和投资者自由决定，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香港在倒退，因为香港和海外市场区别巨大，香港中小投资者无法与强势的大股东有效抗衡。
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最具代表性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给予创始人多数董事提名权。
分水岭的一边可能是允许创始人或团队有权提名董事会中的少数(例如7席中的3席、9席中的4席等等)，并对高管之任命有一定的影响力。支持者认为这种安排不会对现有同股同权制度造成任何实质改变，同时可以在制度上使创始人对公司保持重要的影响力，不用顾虑随时会被强势股东联合踢出董事会。这一安排赢得共识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创始股东对高管任命(特别是行政总裁)的影响力，这需要监管者设计出精巧的制度安排，既保障创始人及团队掌舵公司的稳定性，又不对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产生实质性冲击。
分水岭的另一边是让创始人或团队可以提名董事会多数董事，但股东大会可以否决创始人的提名；除此之外，所有股份同股同权。支持者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使创始人通过对多数董事的提名，实现对公司一定的控制，但反对者认为这可以使创始人以很低的成本实现对董事会乃至整个公司的有效控制。
有可能让正反两方达成共识的关键是这一提名制度的纠错能力与有效期限。如果创始人的提名屡次被股东否决仍能继续提名，那这种控制权就可能已造成实际的同股不同权；如果这种提名权在股东大会否决一至两次后即永久消失，这就会使创始人极其认真严肃考虑提名以求得股东支持。同时，当其他股东与创始人在根本利益上有重大冲突时，其他股东可以通过一、两次否决就收回这一特权，这样的安排可以大幅降低该制度可能被滥用而引发的争议。
五问：如果市场达成共识要对现有制度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应该如何确保程序公义？
答：如果选择维持现状，我希望是经过仔细论证和综合考虑后作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因为屈于压力、惧怕争议或者懒于作为的后果，因为这关乎香港的未来。
如果我们考虑修订上市政策及规则，则应该根据修订幅度的大小选择相应的审慎程序来推进。轻微的改动也许只需监管机构行使酌情权；而稍大的变化则需要事先向业内人士进行一些“软谘询”(Soft Consultation)使决策更周全；更大的改革则必须经过全面市场谘询，有些甚至需要经过立法程序。
当然，现实中需要讨论的情况可能比这些更複杂，需要具体情况仔细分析。简言之，无论做出任何选择，我们都必须经过审慎客观的程序，体现法制尊严和程序正义。
六问：现在热议的“合伙人制度”是不是一种可行的上市方式？
答：老实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与我们讨论的上市公司股权治理机制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係。
传统意义上的“合伙制”与公司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很难想像如何将它们揉在一起：
合伙制是一人一票、合伙人之间通过合同相互制约；而公司制则是一股一票、股东之间通过公司章程、公司法等“标准契约”来定义权利与义务；
合伙人这个集体是由合伙人之间的合同约束，谁进谁出由合伙人达成共识而决定，由此来体现合伙人公司的价值传承等等；而公司制下股权依出资比例而定，股东之间的关係是依靠“标准契约”来规范，股东通过在市场上买卖自由进出。可以说，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
上市公司只能是採用以股权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管者不会也无法在上市公司制度层面将这不可相容的“水”和“油”揉在一起。
在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下，监管者只关注股东、董事和管理层这三类人群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係，是否属合伙人与此无关。当然，部分股东、董事或管理层可以自行组织合伙人公司或其他团体来维护共同追求的某种特定价值观和管理理念，但这并不是上市公司监管者的关注点。当这样的组织形式对上市公司运作产生影响时，监管者会要求适当披露。
七问：如果市场同意要为创新型公司来港上市做出一些规则修订，我们应对适用于什么申请人做出怎样的限制？
答：假如市场同意给予某些创新型公司的创始股东一些特殊权利，这些权利也应该仅适用于有限的情况。
例如：这家公司必须是代表新经济的创新型公司，因为这是整个讨论的出发点，这一制度“例外”并不是为其他传统公司设计的；当然，亦有需要对何为“新经济”、“创新型公司”下一个更准确的定义；
获得此类有限权利的必须是创始人或创始团队，因为这也是讨论的出发点，这一制度“例外”不应该被随意转让或继承；
创始人必须是股东并持有一定股权，因为讨论的基础是股东的权利，要保证创始人与股东利益的整体和长期一致性；一旦创始人或创始团队手中的股份降到一定水平下，这一制度“例外”也应自动失效。
此外，还可以考虑施加最小市值或流通量等条件，以确保这些公司中有相当数量的成熟机构投资者来监督这些特殊权利不会被滥用。类似这样的限制方桉还可以有很多，但总而言之，不是所有公司、所有人都能享受特殊权利。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合伙人制度”本身是否可以是一个条件呢？如前所述，“合伙人制度”是公司自身激励人才、留住人才和追求特定价值观的管理制度，市场监管者毋须评论其优劣，但它不应与公司的股权制度溷为一谈。如果“合伙人”符合开列的条件，例如他们是创新公司创始人或团队，并且是持有一定股份的股东，那么就可以被考虑，否则就不行，这与申请人是否採用“合伙人制度”并无必然关係。
八问：作为香港交易所(16.11, 0.00, 0.00%)集团的行政总裁，你上次发表的言论已经招致一些非议，认为你有为香港交易所谋私利之嫌，甚至有人认为你在为个别公司上市开道，此次你再发网志不怕引火烧身？
答：我不害怕，因为发表这篇网志之目的正是为了香港的公众利益，这一公众利益远远超出了某一家公司是否来香港上市。
何谓公众利益？在我看来，它首先包括崇扬法治精神、捍卫程序正义、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与秩序；同时，公众利益也应该包括发展市场、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核心竞争力。一个心怀公众利益的市场营运者和监管者，必须综合考虑其职责与目标，充分听取市场各方意见，并找出最有效的方桉，最大程度实现全市场的共赢。
同时，我也相信，一场有智慧的讨论会聚焦于问题的实质和观点的论据，而不会拘泥于讨论者的身份和地位，更不会以揣测讨论者意图来逃避这个影响香港长期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以上回答仅代表我的个人意见，我并非以上市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此发言，既不代表香港交易所董事会的意见，更不代表上市委员会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进行公开谘询、如何谘询、何时谘询完全取决于上市委员会及香港证监会的决策与指导。
我之所以愿意在这里袒露心扉，是因为我相信香港是一个理性社会，能够开展有智慧、有担当的讨论，希望我的直率表达能够呼唤更多有识之士为这一重大问题献计献策。我期待各位一起加入这场讨论，香港的公众利益需要您！
日本9月全国CPI年率+1.1%预期+0.9% 增速接近5年来新高
日本9月全国CPI年率+1.1%，预期+0.9%，前值+0.9%。日本9月CPI增速接近5年来新高。日本经济大臣甘利明称，通胀的上升是由需求驱动，日本CPI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日本10月东京CPI年率 +0.6%，预期+0.5%，前值+0.5%。
日本9月全国核心CPI（除食品）年率 +0.7%，预期+0.7%，前值+0.8%。日本9月全国核心CPI（除食品和能源）年率持平，预期持平，前值-0.1%。
日本 10月 东京核心CPI年率（除食品）+0.3%，预期+0.3%，前值+0.2%。
几个要点值得注意：
1、核心CPI吻合预期。
2、CPI连续第四个月上涨，创2008年11月份以来最快增速。2008年11月，日本CPI上涨1%。
3、自2008年12月以来，除食品和能源外的核心通胀指数首次停止下滑，并与去年同期持平。 楼主辛苦了
英国央行将推出廉价流动性工具
本周四，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公布将全面复核央行帮助融资困难银行的方式，这将是英国央行跟随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刺激经济措施的一步。卡尼在金融时报125周年庆祝仪式的演讲中表示，英国央行有责任“跟上”时势，给私营市场提供强大的后盾，激活金融服务的动力。卡尼还表示，英国央行对有需要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持开放态度。
英国央行现在将提供更长期的资金，接受更大范围的抵押品，包括“央行有能力评估风险的任何资产”，并降低这些工具的使用成本。英国央行前任行长金默文一直拒绝使用这些措施，因为他担心鼓励商业银行承担更大风险的担保措施存在“道德风险”。
卡尼表示，当各国央行应对经济复苏收紧货币政策时，他预期会有更多的银行使用央行的新工具。他还建议英国央行对外币贷款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其流动性工具。
就算在金融危机时，英国央行也没有推出全面向银行提供廉价的流动性工具，后来为了刺激银行向中小企业的借贷，才推出了条件复杂的廉价流动性支持工具（FLS）。
卡尼还表示英国央行将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这将是他的下一个重要议程。
此外，虽然现在英国银行的总资产已经是英国经济的4倍，按照这个趋势到2050年将膨胀到9倍，但卡尼认为，英国经济和劳动市场将能受益于未来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并有信心保持金融稳定。
日经指数收盘大跌近3% 日元上涨 A股跌1.5%
周五亚洲时段美元兑日元走低，下行测试97.00日元一线。日元走强打击出口类股，日经指数早盘下跌1.2%，并在午后交易时段扩大跌幅，最终收跌2.8%，触及10月9日来最低收盘水平。
沪指连续第四日下跌，周五大跌1.5%，盘中跌幅一度达1.9%。
10月25日亚洲市场：
15:00 沪综指收盘报2132.95点，跌31.37点，跌幅1.45%；深成指收盘报8379.61点，跌106.91点，跌幅1.26%。
14:00 日经225指数收跌2.75%，报14088.19点；韩国首尔综指收跌0.6%。
11:30 沪综指早收盘跌0.96%，下跌20.82点，报2143.50点；深证成指早收盘跌0.86%，跌72.72点，报8413.81点。
9:30 沪综指开盘跌0.03%，下跌0.63点，报2163.69点；深证成指开盘涨0.02%，上涨1.82点，报8488.34点。
9:20 香港恒生指数开盘下跌0.3%。
8:00 日经225指数开盘下跌0.33%，报14439.14点。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开盘上涨0.04%。
美联储官员定于10月29-30日召开政策会议。但在长达16天的政府关门和不及预期的9月非农报告过后，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要到明年才开始缩减QE。
今日数据显示，日本9月通胀率升至近5年新高。
今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主要回购利率涨势不改，但七天和隔夜品种涨幅较上日稍缓。此前中国央行连续三次暂停了公开市场操作。
昨日欧美股市均为上涨，其中标普500指数涨0.3%，距离历史高点仅差3点。
Roach：中国无限量购买美债的时代即将终结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Roach近日提醒投资者不要忽略中国正在减持美债的事实，对市场来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风险。他对记者表示：
当所有人都认为美联储会把利率控制在低位时，占美国国债11%份额的中国也在悄悄开始减少购买美元资产...
华盛顿的政治危机导致政府16天的关门已经损害了美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这促使中国感到警觉，并重新评估手中的美国国债。
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中国方面任何的沽售动作都可能导致美债收益率以致市场利率的飙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本周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8月份环比减持了112亿美元美债，持仓量至1.268万亿美元，创6个月新低。
Roach表示：
中国正在削减储蓄盈余并减持外储，速度虽然不快，但是这无疑会影响其对美债的需求量。中国的经济模式与我们差别较大，中国对美债及其他美元资产的购买量对我们影响颇大，美国必须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
中国购买美债作为货币资产管理的策略之一，利用外汇储备和美债之间的循环可以起到压制人民币汇率的作用，有利于扩大出口企业的成本优势。
不过，多数分析师似乎并不在意中国减持的风险，这些人认为市场上除了美债并没有其它的资产能够拥有相同的流动性和市场规模，所以留给中国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
Roach认为美国有太多投资者被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给迷惑住了。他说道：
美国现在完全不在意中国减持美元资产的事实，这些人还自命不凡的认为“中国还能买什么呢？”...事实上中国完全可以把这些钱转而支持本国经济发展而不是投资到美国支持美国经济发展。
Roach还说道：
经历了华盛顿的危机，谨慎的中国的货币管理者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美国国债的风险大大增加了，他们都是聪明人，会根据风险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
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美联储放出“退出QE”言论之后已经攀升了100个基点，本周五亚洲盘交易价格在2.51%附近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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