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萨默斯：中国金融“缓进”步伐值得推崇

	从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卸任回到哈佛大学，萨默斯（Larry Summers），这位28岁成为当时哈佛历史上最年轻教授的经济学家，用30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的一个循环。这30年，美国经济跌宕起伏，萨默斯如鱼得水，在美国经济学界和政治领域，拥有的人脉资源无可比拟。这30年，也恰好是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30年，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中国日益凸显她的大国地位，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和学者都将精力放到如何理解中国上。 一场金融海啸和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看法，这其中就包括萨默斯。日前，财讯网在波士顿对四个月前退出政坛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进行了专访与交流，发现这位傲慢的美国经济主义者，在肯定中国已具有大国优势的同时，更表示，中国发展金融所采取的“缓进”步伐值得推崇，与他以往强烈推动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美国金融哲学大相径庭。这种改变，是美国经济思维发生变化的最佳证据，也是在中国崛起和金融风暴之后的反思结果。 经济危机 美国问题 在本次访谈中，以萨默斯为代表的美国智库们在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历史性转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萨默斯转身的背后，人们对其功过褒贬不一。萨默斯以其为人傲慢无礼，说话尖酸刻薄著称。他在克林顿时期，推出完全理想化的保值投资品——抗通胀国债；也就在那时，萨默斯“破除”大萧条时期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推翻了美国六十多年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混业经营限制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严格管制。而这被华尔街普遍认为是本次金融危机的祸根。 就是这样一位“勇不认错”，并极力宣扬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美国财金哲学的美国政府重要智囊，在本次采访中明确表示，美国人需要理解，今天遇到的经济问题是华府、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制造的，而不是北京、东京、法兰克福或孟买导致的。这也就间接承认了当年犯下的错误。在他看来，美国激进的发展模式已经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枷锁。 而与美国经济衰退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增长，对全球经济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在过去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更加开放，人民币升值了近20%，虽然海内外仍存有各种争论，但这些变化显而易见。对此，萨默斯认为，中国强调循序渐进的方式是值得推崇的。这一言论无疑透露出中国尽管缓慢、却富有成效的稳健型发展思维对美国发展的参考意义。 推进内需 尚需努力 不过，对于中国的发展，萨默斯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当下，中国最首要的改革重点是，推进国内需求。在中国，消费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仍不到40%（注：低于中国实值），这表示，在这方面仍具有潜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获利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增长9.7%，其中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0.3%，拉动GDP增长5.9个百分点。 这一贡献率无疑是可观的，要知道美国也才刚超过70%。数据上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不懈的努力着，这种努力也与国际智囊的观点不谋而合，可以说中国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萨默斯同时指出，美国当下最需要做的就是针对复苏而加大基本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创新投资等等。而这与他在经济危机时期鼓励奥巴马采取减税，而非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刺激方案的想法截然相反。萨默斯的变化，是美国式思维发生变化的最佳证据，也是在中国崛起和金融风暴之后的反思结果。 平衡第一 金融第二 萨默斯本是一个傲慢的美国经济主义者，当他任美国财长之职时，不论在对过去的俄罗斯改革，还是对国际金融危机，他都强烈推动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美国金融哲学。但在这次访问里，萨默斯却认为，中国发展金融所采取的缓进步伐值得推崇，而且西方对金融领域的重视也在这次访问中被认为是可以次要的。 在金融改革的问题上，萨默斯选择花少一点的精力，去精确定义金融创新的步伐。在他看来，这是第二等重要的。他表示，虽然金融创新对于一些金融服务公司很重要，但从中国整体经济健康考虑，或从中美关系来讲，平衡内需导向型增长战略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则更为重要，所以金融市场可以扮演第二重要的角色。 之所以在美国，从民众到政界，时常会将中美之间贸易与货币问题的争议放大，在萨默斯看来，是因为（在美国）存在着不安，而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经济衰退期，令这份不安达到了最高点。 今天，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来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如何赶快采取措施，不是口头说说，不是短期政策，而是从财税体制上、从分配体制上、从各种长期的发展政策上来调整我们的储蓄率和消费率，使中国经济一方面继续发挥出口市场的作用，以出口扩大就业，另一方面也要依赖中国自己的消费需求，使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更加均衡。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是我们面对的重大挑战。 金融本源 回归实业 在本次访谈中，萨默斯还释放了一种讯号。美国将由过去不断推动金融产业发展，回归到实业发展，但这不再是以往传统的钢铁和汽车实业，而是知识服务业和环保新能源等。 而这也恰是中美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气候变化构成挑战的原因。作为美国经济思维的领军级人物的萨默斯，这种转变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值得中国的经济管理者（特别是那些强调发展中国金融业的产业利益说客）深思。 金融危机提示我们，全球曾共同认为赚钱最快的金融业，在“快餐式文化”的推动下产生了严重的泡沫，泡沫破灭引发的高风险对经济实体基础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如何巩固经济基础，抵御这些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才是长久之计。 中美经济基础和发展道路本来就是不同的，对于中国金融来说，不能完全照搬美国“模范生”那套。尤其在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和无实体经济支撑的杠杆交易上，要避免华尔街模式。只有当实体经济维持稳定、持续的发展，中国人民才有消费基础，才能为服务业及金融业服务，从而形成一个完善健康的产业链。 比如，中国正在探索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比单纯发展金融业要好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也称“2.5产业”，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是生产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延伸。包括设计产业、创意产业、科技交流和科技服务等。它既是服务业，又和实体生产性经济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既可实现产业升级，又可有效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变质为泡沫经济。有报道称，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引领第四波台商投资热，并且这股热潮的登陆重心正在从上海移至武汉。